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 古代天文历法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文字 |李雪好（周庄疯鹤）

为什么我国古代历法的研究不直截了当地讲历法，而是用“天文历法”之名。其实这个问题与历法的由来有关。中国古代历法起源于天文学。据张文宇的研究，天文学始于对天象的研究[1]，而历法是以天象为基础的，所以古代天文学与时间观念密切相关。而且，就天文历法的发展阶段而言，天文历法同源，起步阶段都是从“观察时间”开始的。

从字的演变来看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 古代天文历法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礼”或前文的繁体字都与“和”字有关，而“和”的生长和收藏受到日月星辰的影响。因此，历法是根据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观察，以及农耕实践的总结。它以经验为起点，从开始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时期被称为“观察和计时”时代。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对“观测计时”的时代做了划分，即从远古时代到春秋中期[2]，“远古时代”的起点是什么新城新藏没有给出答案，但在其《中国古代天文》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历法始于农历，人们观察月相的变化。

再者，从历法的发展史来看，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中国等所有具有古代文化的国家，都曾使用过农历。这样一来，关于农历的起源，还是有必要对几个古代文明的历法文献进行比较、验证和探索的。因此，日本天文学家青雅布爱对历法的来历只有几句话。对清亚布爱《中国天文历法》的介绍是这样解释的：“古代文明和民族按照月和年的长短编制自己的历法。” [3]。至于我国什么时候会根据月相编制历法，这不是事实。

当月的“季度”和“定点”

清代王月祯说：“读史考查月日干枝，小事大事，欲知月日，必求朔润。”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月相定点论》和《月相不动点论》的研究案例都与《说润》有关。

王国维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到，在周代的青铜铭文中，与吉日的枝干同时使用了“楚极、胜霸、吉王、死霸”等表示月相的关键词。 王国维在其《生死考》一文中指出：“若要惩戒日，应先惩戒诸名首日，再定数日。”高”亦然；否则，先赐福报，生出霸者之名，使人知日月之数，如“古冥”、各种古代乐器上的铭文。”简单来说，王国维将一个月分为四个部分，上面四个字分别代表七八天，这与西方的周制非常相似。新城新藏赞同王国维对“楚吉和胜霸”名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新城新藏提出了“十天十周”理论。所谓十天，就是一个月的三分之一，也可以算是“一个月的三分之一”。中国古代历法中提到的十天（上、中、下十天）一直延续到今天，孟中记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头内青对王国维和新城新藏的月分三分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同意由来已久的“月分二分法”。其实早在西汉末年，刘忻的《汉书·吕礼之》就已经诠释了胜霸和处机的名字。刘忻认为生暴和死暴是一个月的两个部分，而处记与冀望不在同一个范围内，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日子[4]。清朝的于越将刘忻的观点发挥出来，张汝洲、张文羽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出“生霸死霸”的确切含义，并指出“月相定点论”是四分之一历的提前。这是必然的结果，有古籍和青铜器可以证实。一一[5]。其实，关于月相是否固定的争论，本质上是对古代四分之一历是否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的问题。至此，“月相四分之一论”与“月相不动点”之争的彻底终结。

这种完整的计算是由于对文件和实际月相的确认。两者相互联系，最有说服力。研究月相的变化，一方面可以利用古代月相变化的记载和月食（特殊出现）的记载；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参考出土文献。不管文献的真伪，《尚书》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月相的文献，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 《史记》二十八章中，《周书》、《康皋》、《昭皋》、《古明》三章，都有月相的记载。据李雪琴研究，《尚书》中有几个月相不靠茎枝单独记录日期的事例[6]。出土的月相参考无疑是甲骨文。研究甲骨文中的月相，自然离不开董作斌的《印历谱》。 《殷礼谱》记载了殷王武定年间发生的五次月食。

根据张培宇的研究，其中之一是准确的[7]。按照《印力谱》的读法，更深的食是十二月的月亮。董作斌估计，月食发生在新佑，武定年29年12月16日，也就是公元前1311年11月24日（更神熹，这里的“熹”，陈梦嘉以为是祭祀之名），河南 安阳可以看到月全食。赵却民的《甲骨文中的日食和月食》对董作斌《印力谱》中的日食和月食的计算进行了外​​推和修正。下一次月食的日期与当时的天文现象相对应。公元前1311年的耿慎喜也是文献记载的较早的一次月全食。甲骨文中除了记载殷商武定时期的月全食外，还有商人祭祀（祭祀）的内容[8]。遗憾的是，月中的哪一天是正月，查不到相关数据。所幸的是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 古代天文历法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结合出土文献中的月相记录，经过几代学者的推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要跳过夏历，从周代的甲骨文和文献中探索月相变化。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是《夏小正》，而《夏小正》属于阳历。与月相变化无关，《夏小正》一年只有十个月。 《大戴礼记》原载《夏孝正》，但据司马迁《史记·夏本集》记载：“孔子在夏时，文人常传《夏孝正》云。 也就是说，“夏小正”是孔子发现的。孔子生活的时代，不再是“看时间”的时代。

论古历的发展

我国古代天文历的发展有几个重要节点，天文学家为其划分时代在所难免。天文学家刘金义简单地将其分为四个过程：诞生、发展、高潮和衰退[9]。这种划分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很好，但缺乏系统性。新城新藏将我国古代历法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0]。一是从远古时代到春秋中期（公元前2000-600年），观察的时间段；二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公元前600-360年），历法建立前的准备期；战国中期至太初元年（公元360年）制定历法；第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近代）以后，历代历代实行。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天文历法是从观察现象开始的。然而，新城新藏历法时代的划分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有上古，就意味着它涉及到中古、下古等。对于上古和中古的定义，史家至今仍有争议。而且，新城新藏的“中国古代天文”既有春秋战国历，又有汉初历，非常复杂。所以，最好把远古改到夏朝之前，这样更容易理解。

夏季之前，天象研究资料丰富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但仍缺乏出土文献支持。如《尚书要典》云：“命西河，仰天观天，历如日月星辰，恭敬教人时间。” 《周易》：“看天文学，观察时间变化。” 《史记·五帝编年史》有大量的天文记载，如：“尧帝，把尊荣……他命奚、和，尊奉昊天，数日月星，并尊民之时……三百零六岁。十六日，闰月四时。信命百官，诸功德兴盛”等等。

按理说，夏之前的历法属于“守时”的时代，但随着甲骨文的发掘和董作斌70万字“印历谱”的出版，新城新藏的认识中国古代历法时代的划分是要更新的。 《印历谱》不仅有可视化时间的部分，董作斌还对印商的“年”“历”进行了深入研究[11]。

此外，李勇利用具有月龄特点的历法研究成果，结合十三版占卜的例子，分析了阴历月的结构，得到阴历“二归月”、“四归月”月份。首先是甲日和桂日。阴历月法初步概括为：“月初为正月初三（月亮出现）；月长等于会合月的周期；设立固定，找到了一个丑的建立的例子；讨论了年末和年中的两种闰方法”[12]。以董作斌的《阴历谱》，除了阴历月法的归纳，随着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刷新，重新划分我国古历发展时代势在必行。

阴阳历和干支历

当农历（农历）跟不上农耕文明的节奏时，阳历应运而生。阳历的出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弥补阴历的不足。我国现存的第一个阳历“夏小正”，一年只有十个月。可见夏代的阳历并不完美。据考证，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秦、晋、秦、汉、魏等国大部分使用阴历。阴历既有阳历，也有阴历。据何爱华研究，我国从阴阳时期就发明了阴阳历[13]。阴阳历是中国古代历法的独特之处。阴阳历的代表作是《太初历》。汉武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等主持修历，制定了《太初历》。从此，这个阴阳历一直贯彻到现在。

为什么阳历和阴历结合得这么好？这是由于茎和枝的年龄。没有了干支年代，阴阳历还是可以组合的，比如设置二十四节气或设置闰，但只能相互对应。比如公历2020年1月1日（农历2019年12月初七）），这是一个对应关系，但是可以用干支年表组合。农历七月初七可以表示为鬼猫。谁发明了如此巧妙的计时方法？很多文章对茎和枝的来历并不清楚，很多文献都使用了《左传》中“天上十日”的传说，一些天文学家并不认同这个理论。根据十二地支中“许”字的演变，新城新藏为历法中干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新城新藏认为“旭”星名为法，这对应《说文》中的说法，“旭，灭。九月阳气微弱，万事俱备，太阳下地。 符合俗语。

郭沫若在《释放甘之》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郭认为，十二支是从观察天象开始的。天文学家陈尊贵认为，干支应该是占星术语。 《史记·历书》以史学为进阶之学，以影像学为会计学。简单来说，推步就是计算日月的运动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相识就是观察天象。也就是说，茎枝的来源要么与推步有关，要么与熟人有关，总之与历法有关。那么，茎枝起源的可靠来源是什么？自然是甲骨文。

出土的殷商牛刀有一个茎枝台，台上的枝干是用来记录一天的。即十天干（甲、乙、丁、戊、己、庚、辛、任、癸）和十二地支（子丑、阴、茅臣、四物、幽虚海）合而为一。六十年的周期。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极司卜，庚宇”和“乙卯卜，乙丙峪”二字。甲骨文中的枝干既有阳历，也有阴历。阴阳历和茎是什么时候开始统一的？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基于《春秋》。 《春秋·鲁殷公三年》记载：“三年春，王二月、姬思、日蚀。”据学者推算，这次日食的时间确实是鲁寅公阴历三年（建）。丑）于公元前 720 年 2 月 22 日。从那时起，今天可以计算出的准确连续的茎和枝年表已经有2700多年了[14]。

说到枝干年表，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是先有枝干年表，还是先有枝干年表？茎枝年表的传说（从黄帝时期开始）早于茎枝年表，但据考古文献记载，茎枝年表已被广泛用于殷商时代，但干支年表以“干支年表”的名义出现，直到东汉。 ，最初在民间流传，直到官宣后才流行起来。

百度百科上武王攻周（公元前1046年）的日期有误

武王征服商界是古代历法的重大转折

五王克舟其实就是五王飞舟（商周王），很多天文学史家都“伺机待发”，而商周王是殷商的最后一个国王，所以五王飞舟被称为吴王克生意。为什么说武王征商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转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武王征商问题无法解决，西周年表无从谈起[15]。其次，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年表始于西周民国元年（公元前841年）。这意味着解决武王战胜商人的问题，打通了我国古代历法的任督二脉，称其为重大转折一点也不为过。

武王征商之年的确定，引起了天文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目前，《武客尚志年》的研究成果多达44种，其中有影响的有5种。一是专家组得出的结论，称为“夏商周计划”，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同百度百科）；二是董作斌在《印历谱》中使用的时间，公元前1111年；第三，新城新藏按照自己的季法，修改刘信的计算方法，得出武克尚王在公元前1066年[16]。第四个是头内青估计的1050左右；五是公元前1106年，由张汝洲和张文玉估计。在这五个有影响的计算中，只有张汝洲和张文宇用“三证法”（用天材（实际天象）、地材（出土文献）和纸材（典籍）来结合“三证法”）。 one" "公元前1106年的系统方法) [17] 与历史资料、出土文献和天文现象一致。

公元前 1106 年，吴王征服了商界。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结论，让几代学者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无论如何，要读懂董作斌的《印力谱》，在识字（甲骨文）上是费了不少功夫的。汉字博物馆曾公布一份名单，破译一个未解译的甲骨文，经专家鉴定，可悬赏10万元。榜单发布后，不少人主动公开榜单，但只有复旦大学姜玉斌的论文《释放甲骨文的“愚蠢”——同样论相关问题》（2018）获得了10万元的一等奖。因此，新城新藏和陶内青在论证董作斌的结论时吃尽了苦头，但最终未能结合实际的天象、出土文献、经典记载，得出正确的结论[18]。文献中，还缺少一个算法推演，这个算法是司马迁早期提出的（《史记：历书》）（《礼书甲子》），《礼书甲子》由于算法深奥晦涩，很少有人研究几千年来的学者。

另一方面，张汝洲则用500多页的天文历法演算破译了《历法甲子篇》[19]。张汝州根据《历甲子篇》推算公元前1106年武王灭商。 1987年，张汝洲的学生张文玉向“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题为“公元前1106年的武克尚王”的手稿[20]。此文发表后，已故张汝洲家喻户晓，人们意识到张汝洲对古历的巨大贡献。

其实，张汝洲（1899-1982）师从国学大师黄侃，但他毕生致力于“冷门学术”的天文历法研究，很少有学者引用他的理论。历法界的名号，都是他的弟子弟子发扬光大的，不过张汝洲应该知道，这一切终究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学生：《历法》《夹子篇》是司马迁传到今天的，只有我懂，你们老师不懂。中国的历史，从元年开始西周的民国，可以说是忠实的历史了。但是周朝之前的殷商夏从来都没有时间，如果不逐年出版，不能说是忠于历史。”这种气度，恐怕连刘文典都觉得丢人。如果这篇论文早在几十年前发表，刘文典就会有“海内外古今人，学庄子的人多，但称得上懂的只有两个半”的自信，也可能减半。

综上所述，古历的研究离不开对隐秘和起源的探索。展开无限延伸的时间纵坐标后，圈出各个时代或阶段的所谓历法成就。如汉代《三通历》、唐《大研历》、元《时校》等令人瞩目的人作了深入研究。坐标轴画好后，就要用好方法了。如今，张汝洲对天文历法的三重证明方法的研究，可以说是指向了真理。有了好的方法，就需要推导出历代天文仪器的测量数据。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从古代历法中有所收获。

文末几句：作者只是古代天文历法爱好者，不能指望研究天文历法。如果有几行文字对读者有参考价值，作者就会喜出望外，唱出来。守望者，故事到此结束，留几两银子奖励仰望星空的人。

参考资料：

1. 张文宇：《中国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 5，第 1 版，2008 年 1 月。

2.新城新仓：《中国古代天文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导论”版，2015年12月第1版。

3.亚布内青：《中国天文历》（杜石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4.同注释3.

5.唐旭波：“观天象算历，循古法建新论”——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专家张文宇，《中国读书报》， 2016/11 月 7 日版。

6.李雪琴：《史书》和《易周书》中的月相，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

7.张培宇：《甲骨蚀纪事研究》，中国天文，1975年12月，第2期（第16卷）。

8.冯石：《甲骨文天文历研究百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9.刘金义：中国古代天文简史中国的天文历法与干支，河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

10.新城新藏：《中国天文史研究》，民国出版。

11.李雪山：《董作斌与甲骨研究的续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2. 李勇：“用天文方法确定商代晚期甲骨文年代序列的新方法——殷历法分析”，《中国天文》，第1卷。 42，第 2 期，2011 年 5 月。

13. 何爱华：《中国三正历、阴历、周历、根支历的起源》，《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14.李婷：《准确而连续的枝桠历法，可推算到春秋时期》，文汇报。 15.常金仓：《追忆逝去的岁月：读张文钰先生的《西周王年草稿》，金竹大学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3期。16.详情请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研究所主编的《吴克尚王年研究》。17.张文宇：“先生。 《张汝舟与古天文历》，《光明日报》，2017年6月12日，第16页。18.杨凯：《新城新藏至亚布内庆中国古代天文研究变迁初探》，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2月，第1期。19.唐旭波：“先生。张汝洲和他的500多页天文历计算手稿”，发表在《文徽学者》上。

20.同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