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概念与内涵“人文”？

三、易经的人文精神

陈一弘老师讲到，“学中国文化必须要从中国文化的元典——《易经》上去看，看清楚以后帮助我们构建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也就是核心价值观、本元价值观，其没有高尚也没有庸俗，没有怪力乱神也没有神秘学，很真实、很纯粹。我们自己走到哪一步，还要走几步才圆满，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占卜、相术、命理、风水等，虽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只是术用层面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易经》所固有的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理性科学的文化底蕴。

1. 人文的概念与内涵

何为“人文”？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如人文科学，人文景观；指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如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易传》在解释《贲》卦的卦义时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产生自然界的“天文”现象；告别愚昧，居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人文”现象。根据天文，可以察知自然界阴阳寒暑、风霜雨雪等天时的变化；根据人文对易经的认识与感悟，可以改变人性气质、风俗环境等社会条件，从而使整个社会趋于良善。可见，中国文化早在二千多年前，即已发明“人文”一词，用以指称人类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精神特征，以标示“天文”、“地文”、“物文”等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之本质区别。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不同于自然物，也不同于草木鸟兽。文化，文以化人也！文，天文，化，德化，文其用在“化”，若无“化”世之功，不是文化。天之文：风雨露雷，以成万物；人之文：言谈举止，以化大众。

用荀子的话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亦且有义”四字，可以概括出《易经》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它不仅与天文、物文等自然之文不同，也与人类所特有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神文”、“鬼文”、“权文”、“钱文”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之文不同。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宋代大儒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文中也特别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主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可以说，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体认和具有此岸性、普世性的实践理性与道德关怀。在《论语》中，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算全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文之以礼乐”，即是强调礼乐道德是人文的主要内容。

对人文更深的理解，基于人文认识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修持！中国人文文化，人文与天文是并存的，中国文化是认识学，讲体证、唯认识论，是最究竟的圆满的认识论，要通过体证、到明心见性、到明道悟道；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唯神论。中国文化内涵，要活着的时候能做主；是讲当下，“敬鬼神而远之。”拿经典来对照，不染宗教色彩，只讲“人文”。

因此，我们不能把儒家的道德关怀仅仅限制在伦理或政治领域，其更重要的意义，乃是对“人”的发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也是对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所谓“主体性”或“本体存在”，皆指人的道德自觉。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人皆有“四心”（或“四德”）。因此儒家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即是道德自觉；而构成道德自觉的必要条件，又是儒家的仁爱学说。《论语》一书，“仁”字出现七十余次，即可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孔子以“仁”界定“人”，即是肯定人的价值核心在于“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把“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对易经的认识与感悟，它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出发，然后再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达到“爱亲则继其爱人”、“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等社会效果。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又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认为孔子所谓“仁”，乃是仁者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切，因此“仁”必须是自觉的而“非由外铄”，这样才能由“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以仁德之心施仁政于百姓，使天下之穷民（穴鳏寡孤独）而无告者皆有所养，从而达到社会的普遍治理。

可见，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再到《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等，均体现出《易经》中所包含的价值理性或人文精神。其中，孔子的“远神近人”思想，正是有别于“神文”或“鬼文”；孟子的“四德”、“五常”观念所针对的正是人类文明所异化出来的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这些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在“知识即力量”，“知识即权力”的工具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包装下，堂而皇之的成为少数人无限扩展欲望的现代理论。

而对于中华易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来说，这些貌似现代化的理论，并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所缺少的正是以恻隐、羞恶、谦卑、智慧和诚信为核心的人文关怀。

2.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指人内在心性的道德修养，而“外王”指人的功成名就。“内圣外王”最早出自道家的庄子，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认为要达到内圣和外王的境界，最根本的方法都是刳心（澄清内心杂念的意思），而只有内圣、外王兼具，才是契道的最高境界。后来“内圣外王”逐渐演变成为了儒家哲学的重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个人内在德行的修养与外在功成名就的高度统一，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人格，鼓励精忠报国。“内圣外王”具有独特的人格意义，蕴藏着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体现了既内在又超越之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家庭的盛衰，寄托在子孙身上，“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中国传统家庭巧妙地通过家诫、族规、家书、教子诗文等，将国家的价值导向通俗化。比如告诫子女立志、孝慈、宽恕、修身、谦敬、廉洁、勤俭、勤奋向学等，如此在社会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学而优则仕”，就是“内圣外王”之学。“学”，更多的是强调道德伦理的训练，而不仅仅是简单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仕”，更多意味着一种责任，不能简单表述为做官。

“学而优则仕”本质是人由内心走向外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冯友兰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总会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基本探索的愿望；我们每一个人生存于大自然中，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人自身就是一个存在，也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易纬·乾凿度》 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牺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瞻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人文的概念与内涵“人文”？，各安其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与道德的属性高度契合，因为道德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在共同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综合，它同样是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个人内部身心关系，并促进其和谐统一。“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历史传统，更是道德教育的根本取向，它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和谐”价值取向以及“五伦”规范上。

3.传统伦理道德的“和合”终极价值目标

所谓“天和”也称“天道”，指尊重生命、遵从自然法则，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

《易经》第一卦乾卦，其卦文有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认为天地之德在于生育万物，而人类之德则在于保障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强调天地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依存的。道家思想更是强调天人合一，天道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人和”即“人道”，是维系做人的基本准则，达到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以仁爱为核心，是“人和”最高准则，孔子认为，仁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就是爱人，故具备仁德者应坚持“忠恕果毅”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张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和谐。荀子在讲到人与群体关系时也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人要合群，个人与群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心和”，即通过个人修行，达到人的身心的和谐统一。

“心和”是“人和”与“天和”的基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强调人的身心的自我平衡协调，主张修身养性、淡泊明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种豁达淡然的心态，以达到宁静致远的境界。强调人的行为平和居中，既不要畏手畏脚，也不要“过犹不及”，追求心性高雅、身体健康、身心和谐的价值目标。

“天和”“人和”“心和”三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和合”终极目标，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重视人、社会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平衡，致力于构建“太和”境界和“大同”盛世，亦即中国传统伦理的终极价值。

儒家、道家、佛家无论哪一家都讲“修心”，儒家讲“正心”，道家讲“清心”，佛家讲“明心”。所谓“修心”可以理解为个人追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的过程，从更广义来说，就是塑造一个民族的信仰。

4.中国文化的次第

“五伦”规范是几千年中华伦理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古人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伦或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认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以礼给他们相应的待遇；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将“五伦”中所注重的道德义务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化为君臣、父子、夫妻道德关系，强调其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三纲”。“三纲”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从规范上比“五伦”更为严格，仍然是强调个人对“家”“国”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每个人都必须进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进阶的路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流程相当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次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体，柔了，自然就安了。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用，都指代“家”。“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动静了了分明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算卦，所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但有几人可以做到动静了了分明，所以还得偶尔用占卜（玩其辞，玩其占）。天在这里可以有两种情况：指代乾卦，智慧的认识与选择，自然圆融无碍；指代天地，顺天则昌、逆天则亡。

从修身开始，是一个实践过程，身是一个家，齐家也是一个家，治国也是一个家，平天下也是个家，所以中国文化介于修身到平天下，是家文化。中国文化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就表现在这里，《大学》《中庸》等讲的就是修身到平天下，都是家，就是从最小的那个家，从身家性命那个家到以天下为家的一个过程。

很多问题是在四书里面提出来的，但要找答案，最后只有《易经》里面有，因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天地的认识，最后答案在这里！大学之道对易经的认识与感悟，在明明德，这是大学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副产品。你明明德了你自然修身、齐家。就像我们发展事业，我们把事业做的红红火火，这是副产品，你具足了自然就红火了，而不是为了红火去具足，那是反的，人的价值是能帮别人带来更多价值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价值。

致知，致是极致，或者到达，到底知什么，知定、知静、知柔。要不然就是什么都不知。如果柔做不到想静是不可能的，因为顶着的，顶着想入定是不可能的人文的概念与内涵“人文”？，事一来就被事牵跑了，掉进去了。《系辞》开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四书里面有的东西《易经》里面全有，而且讲的很透彻。一个人要老实是很难的，只有明理了才老实，我们学了《易经》最终是自我的问题自我解决，也就是最后的关照是生命关照，不仅仅是财富关照。当然学了《易经》对财富的关照也会迅速的提升，但是根本上不是财富关照，是生命关照。

再下一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所以吉凶更下面了，我们最初关注的都是吉凶，我们讲的最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那以什么类聚以什么群分？方就是八卦里面的八方或者讲十方，群，那是他类象，每一卦类象，也就是在八卦这个层面讲的吉凶，而不是在《易经》这个层面讲的吉凶，所以《易经》不直接等于八卦，当然现在人也很庸俗，大家茶余饭后讲八卦，这个是对中国文明最严重的玷污，就开玩笑大家扯八卦，开玩笑变成扯八卦，八卦新闻，八卦娱乐，就变成了这么一塌糊涂，《易经》不等于八卦。《易经》讲的是道生一，一是道体，二是阴阳，三是天地人，二生三。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非常重要，是中国文化的坐标轴，相当于现代文明的量子物理学或者相对论，相当于元素表了。中国文化的极，再也没有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了，再也没有是先有人还是先有地球了，什么问题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讲清楚，阴阳是怎么来的，一那儿来的，一从哪里来，从道里面来，先有天地阴阳，才有人，三，就生出了天地人，讲的很清楚了，人和天地的关系都是同质的。同样，万物也是三生的，万物不是天地生的，也讲清楚了，是天加地加人生出来的万物，不是天地生的万物，天地人才会生万物，这个是《易经》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八卦。《易经》里面有八卦，但八卦在这个次第里面已经放在很后面了，放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只是说八卦里面有他最核心的理论思想，也就是乾卦是圆满的一个核心思想，可以推得回去，但是首先不要划等号，以为《易经》就是八卦，这是错误的。八卦可以看吉凶，也可以明中道，更可以明乾卦。

自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经历和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周易》，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籍，正好相反，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文精神也便在这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周易》研究、陶冶中绵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