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年代是无人能及的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年代是无人能及的。据说，楚昭王渡河时，见到河面上游有东西漂流而下，渔夫取来后献给昭王。昭王问遍所有的人，没有人认识它。后来听说孔子博学多能，昭王就派使臣带着它，千里迢迢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使臣这是萍实，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这才解答昭王的困惑。孔子的博学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然而，当孔子说出这番想要学《易经》的时候，从他的口气判断，也许已经是迟暮之年了吧。来日无多，此时才见到这部书，翻阅之下心中大喜，因此希望天假其年，使他得以穷尽此书的智慧。以孔子的博学和睿智，兼以年迫桑榆，早已阅尽人世的坎坷和沧桑，面对《易经》却发出相见恨晚的叹息，这不得不令人惊奇和困惑。《易经》究竟是怎样神秘的书呢？其中又包括着怎样神秘莫测的智慧，以致激起孔子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呢？

《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照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起来后，于是发奋写出了《易经》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却有另外的说法，“人更三圣，世立三古”。照后者的说法，《易经》是先后经过三个圣人的编纂才最终得以成书的。这三个圣人分别是：伏羲、周文王、孔子。其中，伏羲氏画出最初的八卦；周文王将八卦加以发展变化，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到了孔子的年代，因为卦象太深奥，变化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看懂，于是孔子作了《易传》，用以解释此书，使后人得以理解它。但“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掀起疑古的风潮，有史学家提出质疑，其证据是：卦辞和爻辞中讲到了周文王以后的人物和朝代，因此足以证明《易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易经》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文人阶层心目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地位。在儒家六经中，《易经》被列于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列及文字内容看，它属于占卜类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焚烧掉诸子百家的众多书籍，此书也是岌岌可危，据说是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从而使它逃脱了劫难，因为医书之类当时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为这个很偶然的缘故，《易经》才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

古代民智未开，但凡有重大的行动或决策，比如祭天或征伐之类，都必定要求神问卜，占卜凶吉。经考古证实，殷代盛行用龟甲或兽骨占卜，具体办法是：将它们放在火上烧灼，根据其裂纹的形状或走向，来推测未来的吉凶，这种办法称作“卜”；到了周代，占卜的方法得以改进，人们多用蓍草占卜，称作“筮”。

根据一些史书的记录，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古人运用《易经》占卜的实际状况。《左转·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论语·述而》：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年代是无人能及的，不可与他。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阳虎认为宋君和郑君是甥舅关系，爻辞说宋国的先王帝乙嫁女有吉禄，说明宋国正处在有利的地位，因而宋国讨伐郑国，顺承天意，必然会取胜。所以，晋国不可逆时而动，出兵救援郑国。又如，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国攻打郑国，郑襄公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就认命荀林父为将，率兵前去救援。部队走到黄河边上时，郑国就已经向晋国投降，荀林父也准备撤兵回国。但大将先谷刚愎自用，违反军令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晋军于是惨败而归。当时智庄子担任晋国的下军大夫，得知先谷不服军令而擅自出战的消息后，引用《易经》中师卦的初六爻辞易经解释宇宙起源，预测战争的结局。其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严明的军纪是军队胜利的保障，违抗军令就有凶险。所以，智庄子作出判断说：“我军一定会战败，先谷也会战死，即使幸免逃命，也会受到严重处分。”战争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先谷后来被晋景公处死了。所有记载的这些故事，都很明确地表明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常常利用《易经》来决定诸如是否出兵救援邻国或攻打敌军的重要军事决策。

根据《周礼》的记载，太卜（专门主管占卜的官员）依据《三易》，指的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系统的易学。其中，《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周易》是周代的易学易经解释宇宙起源，由乾卦开始。三种易书都是六十四卦，但《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令人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内容。我们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但今天说到《周易》，一般讲它笼统地等同于《易经》，如果不做严格的学术研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易经》最初被归为占卜类书籍，后世很多学者往往据此轻视《易经》，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占卜违背了伦理道德。人应当依据良心行事，不应该存着侥幸心理来占卜吉凶。这种态度，以宋朝的大儒朱熹最为典型，他说：“易是用来占卜《论语·述而》：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年代是无人能及的，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以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可见，在他的伦理观中，本质上是反对利用《周易》来占卜的。只有遇到“正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时（事情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才可以利用占卜来予以解答。相反，诸如偷窃、通奸等“恶事”，是否可以做，是绝不能用《易经》来解答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依道理”就知道是不合道德的，应该被厌弃。

尽管易经最初的确被用于占卜，但将它仅仅视为占卜书籍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孔子虽然写过《易传》，却从没有将它当作卜筮之书，而更多地是在考虑周易中包含的深奥而宏大的哲学思想。比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较之西方哲学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它承认食物存在着对立面，如生如死、强和弱、男和女、大和小、昼和夜、明和暗、吉和凶等等；而且，这种对立面并非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昼和夜循环转化的，死掉的动植物尸体又可以做生命的养料，如此不一而足……后代的很多知识分子易经解释宇宙起源，都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建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周敦颐，就根据《易经》的思想，形成“太极”的说法，来解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理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程颐，则汲取孔子的易学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经》视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将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正是《易经》中包蕴着的这种深沉宏大的哲学思想，最终吸引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使它们最终将《易经》置于六经之首。

佛教中有一种神奇的摩尼宝珠，它本来没有颜色，但随着映照的各种物体，能呈现出各种颜色，遇青色便呈现出青色，遇红色则呈现为红色。佛教的修行人，通常将德行高深的得道之人的心性，比喻为摩尼珠。《易经》或许也是这样的一颗神奇的宝珠，在高明的占卜家邵康节那里，它就是灵验的占卜书；在哲学家周敦颐那里，就解答了关于宇宙本源的难题；而在另一位哲学家程颐那里，《易经》则暗含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教益。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占卜书也罢，还是哲学书也罢，《易经》都是一部神奇的，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