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 「研读经典」儒家哲学的逻辑

黑格尔说，阴阳概念是中国智慧的“全科学”，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辩证法。如果纵观中国二、3000年的辩证法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的辩证法也是一个发展完善、组织严密的理论体系。毫不夸张地说，戈尔是“历史巨人肩膀上的孩子”。我们今天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或“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直接从黑格尔转化而来的，它与儒家辩证法的关系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说，“科学辩证法”在更高的基础上被黑格尔转化了，因而儒家的阴阳辩证法本身就是被包容和超越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辩证法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就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磁铁。相反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物体中。无论你如何分解它，原来的两极都保持不变。然而，其实是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铁的这一特性并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阴阳关系有着最敏锐的经验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超越形式逻辑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乏逻辑思维的国家。他们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是指形式逻辑。但是，正如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是两个矛盾的方面，对立统一，不可能只有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只有辩证逻辑没有形式逻辑。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演绎规律。三段论的演绎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推理形式，在《易经》或墨家著作中不难发现这种方法的应用。例如，《易经》认为，根据观物取像的原则，凡是阳刚之物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都可以用一个横长的“一”符号来表示。所有女性的东西都用两个破折号“--”表示。太阳是阳刚之物，所以用符号“一”来表示。月亮是女性的东西，所以用两个破折号“--”表示。使用归纳结论作为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卦象判断方式虽然充满了矛盾的规律，但都离不开演绎和归纳的规律。

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三段论”，大因是大前提，小因是小前提。 、“盗贼，人也，爱贼，不爱人，……杀贼不杀人”等判断句为例，否定张太炎的说法。但胡适不明白，《墨经》中包含矛盾的逻辑已经超越了不包含矛盾的形式主义逻辑，是比形式逻辑更高层次的逻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墨子不包含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许多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并不逊色于亚里士多德。例如，张景旭以墨子《更注》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先书明确地使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

自近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形式逻辑很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阿拉伯学者从希腊哲学中传承下来的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中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是不完整的。然而，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形式逻辑。恩格斯说，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存在于动物身上：凡是被普通逻辑（形式逻辑）认可的研究方法，都是针对人类和高等动物的。完全一样，只是程度不同。 “恰恰相反，辩证思维——正是因为它以对概念本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人类才有可能，而且只有更先进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有可能。而且它对现代哲学的充分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它只有在现代哲学中才能达到。”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但恩格斯首先将其归结为“佛教徒”的发明——这很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逻辑代表成果是“阴冥学”，而“阴冥学”所阐明的是一种逻辑形式。应该说，佛教逻辑已经包含了一些辩证思维的成分，但佛教辩证法主要是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宋明理学的辩证法蕴含着儒释道三大辩证法理论的精髓。 “异相”的辩证法、道家的矛盾及其转化辩证法、儒家的“正反合一”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眼中，“佛”并不是特指印度人。当英国殖民印度时，佛教在印度已经灭绝了几个世纪。在恩格斯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接触到的很多佛教资料都来自中国。例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下写道：“当革命的浪潮在巴黎时，它就在这个人类身上。当海洋被淹没时，莱茵河对岸的德国人的心在咆哮。汹涌澎湃……咖啡壶什么的，点点头，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具、咖啡壶等都来自中国，被恩格斯称为发明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总称，实际上是指中国人。这无疑是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即颠倒了黑格尔的“从头到脚”的体系，从而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列宁指出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有趣的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 「研读经典」儒家哲学的逻辑，黑格尔只是拒绝了中国哲学中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地吸收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又被颠倒过来，即以物质实在论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辩证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是对儒家辩证法的彻底“回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儒家辩证法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就是隐藏在客观事物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例如，儒家经典《易经》中提到的发展变化，是指日月、夏冷、男女、天地、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行。抽象，这个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比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朽转化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论据的前提，这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黑格尔试图否定儒家的东西。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永远摆脱不了物质现实。 “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道”。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杂物”的“物”。 “神学有神论”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说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主义”是一种当时在西方是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到中国儒家哲学的超验方面，但他指责中国哲学偏向唯物主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观物取像”的原则始终以客观世界为第一。

其次，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例如，《易经》认为，变化之道是“老百姓用而不自知”。载子认为“二端有情，原一，故能合”（《正梦太和》），并说：“见闻之知，为物之知，非德之知。” （《正梦太和》）。在这里，他一方面强调客观辩证法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表示主观辩证法依赖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并与客观辩证法相一致。王富之“定则生能”“能成则成”的信条，正是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对“知行”的看法也不同，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必要性。这一点后来被毛泽东利用，并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其中，毛泽东本人特别喜欢的“主观能动性”命题，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现。创新传承发展。此外，中国哲学辩证法的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系统一、个体一般等基本概念，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表述基本一致。 .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锋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正是它不允许对事物进行孤立的、片面的、歪曲的研究。”因此，马克思辩证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维方法。儒家辩证法是中国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家强调对事物整体的动态思考和考察。所谓“人生有二，相得益彰”，“天地变化，新德”，“二相结合”。 一、一分为二”，“中庸之道，勿忘初心”等高度浓缩的格言是中国人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常用方法。因此，王夫之说，“万物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指出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实践理性法则，所谓“一”是指阴阳，圣人是指它，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则。这种务实理性这种精神在儒家不是很明显，但在老子哲学、军事哲学、法家哲学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技、权、利”充满了辩证思维。至于老子的哲学，剥去其逃避世俗倾向的外衣，他所有的辩证命题都是为“南来王”服务的，如“无为”。无为”、“不治则无药”、“欲取则取”、“治大国如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已成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实用的法律。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时，他大概指的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当我们常常为自己所向披靡的“中国智慧”而自豪时，也指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先秦时期的军事名家、后世的佛家等，都强调对立统一。 《易经》说“一阴一阳为道”，《道德经》则强调“持阴抱阳，冲气调和”。图》，阴阳鱼成环，阴阳相和，阴有阳，阴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传说生动地揭示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奥原理。这幅画传遍了世界各地。近代有的科学组织将其作为国徽，有的国家将其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的统一，和与不同的区别，即“一分为二”和“二合为一”——统一包含两种对立的力量，黑白两色，完全是二——这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向人们揭示科学真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有这个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它不是发现的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为止，红色和总结，虽然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阴阳辩证法。它变得更先进、更系统、更科学、更现代化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但在核心原理上，它仍然明确了“对立统一”。

儒家辩证法和“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命题。例如，朱熹对辩证法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他关于“一万一万”的命题，就是恩格斯提出的“一与多”命题。 ”是“一”，但就宇宙的无限而言，“里”也是万和“多”。对此，窦宗义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 “一于多，多于一”，他不是孤立的。”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观点之前，朱熹就已经澄清了。“一与多”的关系其实并不属于共同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范畴——这是整个新儒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家和唯物辩证法采取完全一样的方法，提出同样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现实主义辩证法更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现实主义辩证法（如王夫之哲学）主张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主张“物尽其用”和“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

当然，儒家的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思辨的，一个是经验的。思辨思维方式趋向概念辩证法，本质上更接近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关系，陆九渊的“我心即宇宙”，以及后来王阳明的“心即理”。 ”。它的出发点与黑格尔对“一与多”的理解颇为相似。黑格尔在《老子》中也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从而思考了自己的“绝对观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展现了他理性的“泛神论”。其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论”思想如出一辙，与儒家形而上学的方向一致。朱熹的哲学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后世的中国玄学与他有关，但他也是后世实学的鼻祖。实践学方向就是经验主义方向，以明清“实践应用”研究为代表，形成了借鉴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民族思想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已有案例。朱熹、方亦之、王夫之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为一”命题，是对立统一规律不同方面的表现。命题阐明了“否定之否定”的典型规律，王富之的“久积”与“渐变”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 就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而言，儒家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同的观点。应该说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张 「研读经典」儒家哲学的逻辑，在“科学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出现之前的2000多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辩证法思维无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展史上写下了耀眼的一页——难怪黑格尔称其为“中国最高科学”。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辩证法在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顶峰。王富之强调“变是新”、“极必逆”的发展观、运动观、变迁观和普遍联系观，提出了物质不朽和能量转化的观点，论证了万物一体的规律。对立面。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果直接辐射到现代中国。但是，王夫之辩证法在目的上并没有超越儒家的局限。例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二合一”的基础，“所以二和一的结合是一分为二所固有的”，这意味着在统一律中对立统一是对立的基础——就它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不同。但王富之的用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二合一”，如“一建，二为作”，肯定了合一为根本。和绝对方面：首先，当统一时，只有当对立面的氮积累​​协调一致时，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因此，王夫之非常赞赏张载“敌对必须和解”的观点，并指出“太和就是最终目的”，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

孔子的弟子游若曾说过“以礼相待，和为贵”，“和”、“和”、“和”——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起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儒家辩证法。在极左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反辩证法”思维与辩证法方法截然相反，唯一的原因是它过分强调“和”。大家都知道，“和”与“和”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比如，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类，就会有对抗和斗争、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抗和斗争、革命和战争，“和”的价值和结果永远不会被抛弃。可见，儒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辩证法与现代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辩证法弱化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建立在运动、发展、斗争的基础之上的。事物的转化本质上是革命性的——马克思有句名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恩格斯还指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对立的主观反映。 “这些对立，通过他们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相互转化或转化为更高的形式”决定了现实生活。列宁反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对立统一（一致、平等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因为发展和运动是完全一样的。”只有事物的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才是在不断的新陈代谢，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奋斗、运动、发展、变革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科学的描述，绝不是主观追求“仇恨必须结束”的唯意志论的感伤发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斗争，就会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的“中和、天地、万物”的和谐观，可以弥补“绝对斗争”的不足。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以中国哲学辩证法为基础，贴合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赋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毛泽东用儒家哲学成语把对立统一的规律浓缩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对立相得益彰”的命题来表达类似的思想。毛泽东不仅吸收了儒、老、法等流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真正的科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辩证法思想的主要来源。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一种概念思辨和对绝对观念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它变成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但在毛泽东手中，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战略的思想基础，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逻辑。正如周恩来曾经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摩擦也说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出自《老子》，“不为天下第一”，即后攻他人，不先攻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三间屋’，一间屋在三十里外，打到边区，我们就后退几十里。第三条规则来了出自《礼记》，‘来去亦不宜’，以我之道待人。这样，有理有据，有纪律，所以坚持了八年。抗战。”周恩来在这里列举的三个辩证法原则，并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经典，而是来自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将现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联系在一起。儒。方式的典范。

注：经授权发布，转载须在长安街读书会公众平台上统一标注：-read。本期主编：李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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